[ 信報論壇 ] 親疏有別 關係為先

葛輝事件發生至今,從已公開的文件和資料所得,包括葛輝的誓章、他在網上公開的自述、政府公開過千頁的文件、以及兩次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官員的陳述和回應等,對行外人士而言,乍看可能有點複雜,但客觀的事實其實不難理解。

第一個客觀的觀察,也是最明顯的,就是得分最高的申辦者沒有按原來投標的規定單獨獲選,卻出現一個又一個由官員(包括葛輝)提出的特殊而不包含在原本投標內容內的方案。

第二個客觀的觀察,也是最令媒體和公眾關注的,就是有多位官員,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時間,透過直接電話對話、間接由下屬轉告等方法,「不約而同」地「關注」、「探問」、表明支持某一團體,甚至不惜一切扭曲了原來投標的設計,也希望這個團體能在計劃分一杯羹?這樣持續的「關注」、「探問」,難免令最不敏感的人, 都感到這個團體有點「非一般」。葛輝指控的政治干預,到底背後是來自財政司司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的原因?除非曾俊華承認,他對所有投標都是如此「關心」,否則,單單否認有干預之意,不足以釋除公眾疑慮。

由程序為本變成結果為本

難怪有業界朋友向筆者反映,事件令人清楚看到香港今天的現實,似乎就是以「親疏有別,關係為先」八字可以總結;傳媒人繆美詩在她的專欄(註一)中說:「官僚做事,向來以程序為本,現都改以結果為本,再以程序粉飾了嗎?…在問責官員卸責,公僕又誠信崩潰下,如此政府如何管治下去?」

可惜,在政治兩極化的媒體報導中,公眾只看見政府集中攻擊葛輝的動機和他與上司的關係;這些問題並非完全不重要,但極其量只不過能證明葛輝在事件中可否被視為「污點證人」甚至「共犯」,並不影響以上兩點客觀觀察和相關而未能回答的的問題,葛輝有過也不代表政府無錯。只討論和打擊投訴人的誠信,漠視強烈的環境證據,這難以令人不感覺是典型的轉移視線的策略。

那麼,餘下的問題就是,立法會應否以《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的確,還有很多問題並未解決:政府提供了過千頁文件,但議員們只有一、兩天參考文件後,每人只有數分鐘多數只問了一輪問題後便了結的話,實在兒戲,只不過反映在不民主的立法會內,建制派議員有足夠票數阻止調查。

引用特權不可為但仍要為之

政府至今提供的資料,只集中在葛輝與其上司等的電郵等,但能反映出評審投標和評分過程是否公正的資料,例如兩個最後參與的機構的標書內容,評審委員評分的詳情,包括分項的評分等,都能更反映出評審是否公平。換句話說,公眾能讓政府只提供對其論點有利的資料便過關嗎?

當然,葛輝指出,有一位人士曾經向他提及,互聯網專業協會將協助民建聯「入屋」。這個人是誰,和這人知道什麼,為什麼要向葛輝提供這消息等;立法會不採用《權力及特權法》追查,市民永遠不能知道真相。

雖然泛民主派議員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動議要求運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此事被保皇黨否決,程序上仍然可以在內會跟進,但事實上這個可能性已經極微。不過,以據理力爭和希望爭取事實真相的立場為上,加上市民的知情權利,除了繼續爭取至程序上最後一刻,似乎已無其他選擇。

為搞關係漠視受眾利益

不論事件最後如何告終,香港社會不能忽視事件暴露的危機,和所響起的警號: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香港人一向尊重和假設存在的程序公正,是否已經在回歸十多年後,靜靜地流失了?就是在資訊科技界本身,業界專業人士和企業都非常重視程序公正,特別是政府投標過程的審批,是否以後只要懂「搞關係」便能得心應手?

筆者也關注事件對「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影響。資助清貧家庭學童上網,是關心資訊科技發展和貧窮兒童的有心人爭取近十年的成果。其實,要界定誰有資格接受資助非常簡單,現時政府的綜援和書簿津貼/學費減免制度,有完善的資料庫了解哪些家庭有助學兒童,透過這兩個制度,直接發放上網津貼予清貧兒童,就等同發放交通津貼一樣,既簡單又可即時實施,額外的行政成本近乎零,這也是筆者和社福界朋友向政府爭取多年的方向,勝過搞一個投標,結果搞了年多,竟然搞出這個「大頭佛」!

整個計劃的構思,除了令人懷疑是項莊舞劍,筆者實在想不出為什麼要捨易取難。但無論如何,事件發展至今,受惠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仍然應該被放在第一位,政府和兩個將提供服務的機構,有責任向受眾提供專業、公平和最佳的服務,無論調查進展如何,亦不能令受惠者的利益和得享服務的時間受影響。

資訊科技界已經蒙羞

除此之外,代表資訊科技界的立法會議員譚偉豪,對事件態度非常曖昧,從來沒有向業界申報利益,直至在相關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問了一條問題,才口頭申報了自己分別是互聯網專業協會和社聯的資訊科技資源中心的委員和顧問,但卻因事忙「極少出席會議」,像似這便事不相干。但他沒有申報,或者認為是無需申報的,是據報他身為上市公司主席的權智(國際)有限公司的中國總經理鄭振華,竟然是互聯網專業協會為此計劃成立的eInclusion的行政總裁,而他更經常以譚偉豪議員辦事處代表的身分,出席各業界或社會活動。也許譚偉豪認為「技術上」立法會相關守則無規定他要身報他的員工的參與,但他認為業界人士和他的選民應有權知道嗎?

結果,譚議員在委員會上問了一條令人啼笑皆非的的典型「softball」問題(即棒球投手「放水」地擲出軟弱無力,毫無殺傷力的投球),浪費時間!他竟然問,為什麼政府的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全是政府官員,沒有業界專家被邀參與評審。相反,筆者相信政府資訊科技等各部門同事有能力作專業和獨立的判斷,更不明白,為何好好政府應該做好的內部工作,引入了外面的專家就會更獨立,到時究竟應否或如何確定那些專家沒有政治意圖,沒有利益衝突,結果事情豈非更政治化,有可能受到更多的干預?問題不在乎追問真相,只在乎曾經問過。筆者反而建議,從第頭就找廉政公署的代表列席,以對那些上級們和其他部門人士產生阻嚇作用,更為直接了當。

無可避免地,事件已經令資訊科技界蒙羞。筆者有業界朋友在上述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後說,這是業界最黑暗的日子。業界的發展被政治化帶來的壞影響深遠,加上選舉臨近,政治抹黑已開始子彈橫飛,這都是筆者不願意看見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就應該把真相埋葬,因為這樣對所有人都不公正,真相不明,亦無法令政府從今次事件中作任何反省,也政府也不會感受任何改良管治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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